自特朗普政府抛出俄乌战争“28点和平计划”以来，本轮俄乌谈判在密集磋商与反复拉扯中呈现出瞬息万变的态势。美方团队引入库什纳形成“明暗结合”的双轨运作，泽连斯基在领土问题上坚守底线却愿为安全保障让步大选，欧洲在不情愿中逐步接受现实，俄罗斯则以“安静”姿态权衡利弊。这场围绕领土归属、安全保障与欧洲安全架构三大核心问题的博弈，不仅牵动着地区局势走向，更与全球秩序调整、中美战略互动深度交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赵隆研究员的独到解读，为我们厘清当前复杂局势的内在逻辑，尤其是中国对“G2”或“中美共治”的明确立场，提供了关键视角。

特朗普“极限施压”的本质：形式严肃背后的预期管理

相较于此前收效有限的谈判进程，本轮围绕“和平计划”的讨论在形式上展现出更强的具体性与集中度，各方通过最高政治层级密集接触，迅速厘清了核心关切与红线底线。但在赵隆看来，美方的“严肃性”更多体现在政治投入与节奏把控上，其核心逻辑是推进明确的“预期管理”——通过设定最后期限、公开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并举行大选等高调表态，压缩乌欧回旋空间，迫使各方在时间压力下妥协。

从实质进展来看，真正和平谈判所需的核心条件仍存在明显缺口。领土问题仍是难以松动的“死结”，无论是要求乌军撤出特定地区还是设立非军事区，在俄乌双方国内政治叙事中都属不可接受的重大让步；安全保障问题则陷入结构性矛盾，泽连斯基放弃加入北约换取双边安全保障的设想，要么可能触发北约集体防御机制，要么因缺乏协防承诺被俄方拒绝。美国不断释放“协议接近达成”的信号，却未能推动各方形成稳定的共识框架与可执行的监督机制，谈判仍停留在心理博弈层面。

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介入，更凸显了其外交运作的非常规性。赵隆指出，这一安排反映出特朗普偏好的“明暗结合”双轨模式：明面上保留以国务卿鲁比奥为代表的传统外交渠道，私下则依托库什纳等核心亲信磋商领土安排、战后秩序等敏感议题。库什纳此前推动巴以停火的“快速止血”经验被寄予厚望，同时也形成对特使维特科夫的制衡，强化美方内部风险控制。当前特朗普“内圈团队”正逐步超越传统外交体系主导谈判，这一权力转移将深刻影响后续谈判的风格与结果。

多方博弈的核心态势：有限让步与强硬底线并存

领土问题、安全保障安排与北约身份，始终是横亘在各方之间的三大核心分歧。赵隆观察到，与此前几乎无妥协空间的状态相比，当前各方立场已出现微妙调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乌克兰公开宣布放弃加入北约目标，将安全问题重心从“制度性同盟”转向“具体机制”，客观上移除了一座分歧壁垒。但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乌方明确表示无法在领土问题上作出实质性妥协，俄方也坚持对既有控制领土的强硬立场，形成“安全议题松动、领土问题僵硬”的僵持格局。

从俄乌内部局势来看，泽连斯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国内政治压力，战事长期化与反腐事件叠加，再加上美俄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质疑，迫使他提出以60-90天内举行大选换取明确安全保障的方案。但同时，他巧妙借助民意巩固博弈筹码——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民调显示，75%的乌民众反对领土问题重大妥协，63%愿意继续战斗，这为其抵御美方过度施压提供了关键支撑。

对俄罗斯而言，尽管战场优势赋予其谈判主动权，但也需权衡战争长期化的经济消耗与特朗普政策窗口的不确定性。赵隆判断，俄方不会轻易放弃当前时间窗口，更可能通过军事与外交双重施压塑造美方风险认知，促使其加大对乌施压；但这一策略需维持“危险平衡”，若俄方调整未达特朗普预期，不排除美方重新启动制裁或“抽身而退”。

欧洲的关键筹码：战后秩序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在特朗普试图将谈判简化为俄乌双边博弈的思路下，欧洲始终坚持将乌克兰问题视为关乎自身安全架构与战略前途的“生死存亡”议题。赵隆强调，欧洲手中的核心筹码并非军事力量，而是在战后重建融资、长期安全保障体系以及对俄制裁解冻安排中的不可替代作用。近期欧洲多国宣布组建“多国部队”支持乌克兰、欧盟决定“无限期冻结”俄资产并计划用于援乌等举措，正是对这一筹码的充分运用。

对于中法联合声明中“中国支持欧洲发挥应有的作用”的表述，赵隆解读为两层核心含义：其一，强调地区安全架构应由地区国家主导，欧洲作为直接受影响的关键利益攸关方，其参与和平进程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应得到尊重；其二，延续中国关于安全问题的基本立场，即重视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在他看来，缺少欧洲深度参与，任何和平协议都难以在政治上被认可、在执行中落地生根。

中国视角：从“共同安全”到拒绝“G2共治”的战略坚守

赵隆主导的《着眼共同安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范式》研究报告提出的思路，与当前谈判走势高度契合。报告强调，乌克兰危机的解决需跳出“土地互换”的简单逻辑，在《联合国宪章》原则下探索阶段性非军事化方案，区分领土的“法律承认”与“事实承认”；同时创新停火监督模式，引入卫星监控等技术手段降低冲突复发风险；核心则是构建基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原则的框架，平衡乌俄双方安全关切。

这一思路与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倡议核心理念一脉相承，即推动从“独享安全”向“共同安全”的观念更新，从“绝对安全”转向“相对安全”的制度安排。赵隆指出，理想的欧洲安全架构不应依赖美国摇摆政策，更需避免陷入军备竞赛，而应通过平衡各方利益形成长效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秩序调整的讨论中，特朗普提出的“G2”概念引发外界广泛联想，但赵隆明确指出，“G2”或“中美共治”根本不符合中国的价值取向与战略期待。对比2008年奥巴马时期的“G2”讨论，当前特朗普语境中的“G2”已从“全球治理责任分担”转向模糊的政治表述，本质上是基于势力范围重塑的“霸权共享”设想，且与“美国优先”原则存在根本冲突，并非可操作的长期战略。

赵隆强调，中国倡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根基，追求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作为曾经雅尔塔体系的受害者，中国坚决反对大国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他国利益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对所谓“G2”构想既无需过度解读，也不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前俄乌谈判的拉锯，本质上是各方战略诉求与利益边界的重新校准。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政府的非常规运作、俄乌的民意与军事筹码、欧洲的战后秩序话语权，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博弈网络。而中国坚守的“共同安全”理念与对“G2共治”的明确拒绝，不仅彰显了自身的战略定力，也为全球秩序的合理演进提供了重要参考。正如赵隆所言，地区冲突的解决最终依赖于安全观念的再塑造，唯有摒弃霸权逻辑，构建均衡包容的安全架构，才能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