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进入尾声，“十五五”即将启幕。在这一承前启后的节点，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展望未来十年的前行方向，“怎么办”的答案往往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当下的经济态势与约束条件。通过与企业家、投资人的深度交流及对政策规划的研读，我们能更清晰地把握经济转型的逻辑，在认清挑战的同时，找准迈向未来的路径。

一、增长轨迹演变：从斜杠到L型与K型分化

自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历经7个五年周期，增长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八五”期间（1991-1995）是高歌猛进的“斜杠增长”时代，全国经济年均增速约11%，广东更是以19.62%的年均增速领跑，1992、1993年增速一度攀升至22.1%和23%，提前五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房地产作为典型代表，凭借高杠杆与高预期实现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创造了阶段性增长奇迹。

2016年，“L型增长”成为中国经济的新注解。权威人士指出，经济增速将在经历明显下降后进入平稳运行阶段，这一趋势并非短期现象。从“十四五”期间的数据看，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进入5%区间，虽较过去的两位数增长有所回落，但仍远超全球3%的平均增速。从“八五”末到“十四五”末，中国经济全球占比从不足2.5%提升至接近17%，人均GDP从2020年的10632美元增至2024年的13445美元，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彰显出L型增长的稳定性与含金量。

与L型增长相伴生的是K型分化。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企业保持“斜杠增长”，成为拉动经济的新引擎；另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压力，或维持现状或向下调整。这种分化既是经济结构优化的必然结果，也对市场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转型要求。

人口与城镇化的变化进一步印证了增长模式转变的必然性。199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29%，2024年已达67%，30年增长38个百分点，未来高速城镇化周期难以为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5年的10.55‰降至2024年的-0.99‰，人口负增长成为长期趋势。这些结构性因素共同决定了L型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二、约束条件认知：理性看待“合意增速”

“十五五”“十六五”十年，中国经济的核心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测算，考虑人口年均减少0.20%的因素，这十年GDP需年均增长4.17%。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以这样的增速实现人均水平的跨越，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5%、4%的增速实则是“合意增速”。

然而，部分观点仍对当前增速存在“不满足感”，主张通过加大投资与赤字刺激增长。这种诉求需结合现实约束客观看待：从外部环境看，“十三五”“十四五”到“十五五”的规划表述中，外部条件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转变为“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约束面持续扩大；从内部看，“十五五”规划新增“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等表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需破解。

更关键的是，粗放式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过去依赖土地出让、债务扩张的“未来钱”模式，虽造就了高铁等“unbelievable”的基础设施，但部分城市债务增速数倍于经济增速，利息支付压力凸显，且缺乏有效需求与现金流支撑。尊重客观规律，放弃对高增速的盲目追求，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三、全球视野：增长制约的“世界维度”

跳出国内视角，中国经济增速的制约本质上是“世界容量”的制约。首先，中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的一致性与持续性，使其在过去几十年实现了远超全球的增长速度，但当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安全、环保、共同富裕等多元目标的提出，必然要求从“增速至上”转向“质量优先”。

其次，全球需求与中国产能的错配日益凸显。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达9922亿美元，2025年前十个月已达9648亿美元，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毋庸置疑，但全球需求增速难以跟上中国制造业产能提升步伐，导致外部摩擦增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正是为了通过带动全球发展，为中国经济创造更广阔的需求空间。

最后，生产能力与消费增长的失衡构成深层制约。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回报率（4%-5%）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1%-2%），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工业化、智能化推动生产效率快速提升，但劳动者收入增速滞后，且面临AI替代风险，而人的消费能力存在客观限度，最终形成产能过剩压力。认知到“世界就这么大”的现实，才能理解内卷与外卷背后的深层原因，加快从资产负债表扩张到生产性创新的转型。

四、破局之道：在“难”中做“正确的事”

当前经济面临的“难”，既有内外部条件制约的客观因素，也有不作为、乱作为等人为问题。但“难”并非意味着错误，而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经济增速、社会治安、公共服务普惠性等方面仍具优势，我们的“难”更多是转型期的“成长烦恼”。

关键在于“做难而正确的事”。过去资产负债表扩张周期，企业易获“easy money”，但这种增长缺乏健康基础；如今“L型+内卷”阶段，竞争加剧要求企业提升核心能力。以宁德时代为例，即便构建了十亿分之一缺陷率的极限制造体系，仍面临安全、价格、同质化等挑战，但这种在“难”中持续创新的路径，正是中国制造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动力。

破解难题，既需要市场主体“苦干、巧干、创新干”，也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法治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破解人为障碍。对终端需求的关注、对市场主体困境的回应，是打破“负向循环”的关键。正如蒋百里在《国防论》中所言“中国是有办法的”，只要我们理性看待约束、坚定转型方向，就一定能跨越挑战，迎来经济发展的“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