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9日，翟欣欣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赔偿经济损失。这起案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更引发了我们对刑事政策、性别平等以及婚恋市场困境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翟欣欣案中的刑事政策变化

案件漫长诉讼与定罪难题

翟欣欣案案发于2017年9月，苏享茂因不堪前妻翟欣欣威胁催逼坠楼身亡。2018年家属起诉，2023年才有民事判决，刑事立案在案发六年后，一审判决又过两年多。此案耗时久，关键在于界定“婚内索财”还是“敲诈勒索”对法律适用是极大考验。

敲诈勒索罪的认定难点

敲诈勒索罪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通过威胁或要挟获取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对于有争议、不确定权属的财产，有威胁索取可能被视为行使民事权利。在离婚事由上，以合法婚姻为基础的离婚，财产分割谈判一般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即便有威胁手段，通常也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可能构成其他犯罪，如限制人身自由、传播丑闻等。

本案的实质判断

翟欣欣案中，只要二人有合法婚姻，认定敲诈勒索就存在困难。控方需证明争议财产是苏享茂个人财产而非共同财产，否定翟欣欣索取财产的合法性。一审判决认定二人婚期短无共同财产，翟欣欣无离婚补偿、损害赔偿的民事请求权基础，这是谨慎的实质判断，体现了刑事政策的变化，即根据个案情节、性质和后果决定是否打击及打击量级，同时尊重民法对婚姻关系和共同财产的认定，也与当下舆论环境有关。

捞女叙事对于性别平等的影响

捞女叙事的危害

翟欣欣案曝光后出现捞女叙事，将个人行为归结为群体贪婪恶意，把行为人和被害人简单定义为“坏女人”和“傻男人”，掩盖案件复杂真相。部分网友极端言论将个体犯罪与整体性别权利绑定，使司法审判上升为性别对立。

性别对立案件的激化

家暴杀妻案、校园性骚扰案等常被贴上男对女暴力、女对男掠夺标签，刺激人们神经，引发性别平等争议。如“大同订婚强奸案”后出现的厌女情绪，部分网友将强奸被害人与悔婚民事案件关联，指责女方是捞女，这种指责易溢出为针对女性整体的敌意。

游戏与群体污名化

流行游戏《捞女游戏》（后更名）内置留言板充斥厌女言论，加剧性别对立和偏见。同时，女性群体也存在对男性的污名化和矮化，如标记他人为“非自愿单身者”。传统情感关系中的慕强模式强化了对女性的负面看法，导致厌女情绪，而男性也在性别群体内部竞争中被压抑固化，最终在剧烈性别对立下，弱势群体成为受害者。

婚恋市场的困境和缔结婚姻的本质

婚恋市场的困境体现

翟欣欣案反映了我国婚恋市场的困境，包括择偶困难、两性对彩礼态度不同以及男性对骗婚的恐惧。这本质上是传统性别分工和婚姻中男女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体现，婚姻与钱紧密相关，择偶先看经济状况，给女性带来痛苦，给男性造成困惑。

传统观念的影响

主流价值观虽认同性别平等，但传统观念仍影响深远，如“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学得好不如嫁得好”等，让男性承担更多经济责任，男性认为努力成为人生赢家才能迎娶“白富美”。苏享茂就是这种观念的践行者，但这种成功伦理和人生剧本脆弱，导致男性择偶时对情感纯粹性产生怀疑，冲击婚恋价值观。

解决之道与爱的本质

婚恋市场的困境使得两性信任和合作更困难，解决之道在于尝试平等去爱。男女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宏大命题，但人们不应等待其改变才去感受婚姻和爱。爱的本质是纯粹的伙伴关系，不物化他人和自己，这才是良好婚姻中两人的模样。

翟欣欣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反思刑事政策、摒弃捞女叙事、关注婚恋市场困境，回归爱的本质，以更健康平等的态度对待婚姻和两性关系。